导读
躺枪“桃色事件”的绿地控股，无疑是最火企业。一位中层负责人的个人丑闻，竟引发业主“海啸式”的投诉维权。诠释了“蝴蝶效应”之可怕。
管理中层尚且如此，何况董事长乎？
例如中信证券张佑君，年薪万元竟因14万元标的未执行，而背负法院“限高令”，成为业界笑谈。那么，这起“乌龙”事件，是否也会延续“绿地梗”，长尾出中信证券风光背后的多维隐忧呢？
作者：卡西
来源：铑财-铑财研究院
任他巨力来打我，牵动四两拨千斤。
谁能想到，五一假期还在高谈阔论“全球资金再配置加速....预计北向配置型资金流入将提速”的张佑君，会因一位普通老百姓的诉状，陷入“限高”漩涡。
令人错愕的是，这起纠纷涉及的金额，仅为13.98万元。难道“券商一哥”的董事长，连这点钱都执行不起了？
限高风波
5月12日，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向中信证券发布编号为（）粤执号的执行通知，对中信证券及法定代表人张佑君限制消费。
先来看看什么是限高令，即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命令。由于被执行人未按时履行生效判决确定义务，防止其用本来可还债的钱去高消费。
广东经天律师事务所郑名伟律师表示，一般来说，法院判决生效后，企业如没履行付款义务，法院才会对企业法定负责人釆取限高措施。
被“限高”的被执行人，不仅不能买飞机票，火车也只能坐绿皮车或者买站票，对房产、租赁办公地，旅游、保险等都有影响，甚至子女都不能就读高收费的私立学校。
以张佑君的身份地位，上述影响着实不小。即使被移出名单，作为“券商一哥”的掌门人，也难掩尴尬。
为何落得此般境地？
从资产看，张佑君显然拥有执行能力，其年年薪万元。而所执掌的中信证券同年营收亿，净利润亿，目前总市值超亿，总资产.27亿元。
14万的执行标的，自然不在话下。
既然有钱，法院也给予了充分的执行时间，张佑君还是上了限高，大概率是态度问题。
分析事件后发现，其是背了中信证券的“锅”。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起诉中信证券及其董事长张佑君的人，名叫余国菁，出生于中国台湾省台北县。
余国菁指出，年自己以余崞清名义，用第一代身份证在中信证券办理了证券基金账户。该身份证无法升级为第二代身份证，且在年遗失，但自己在办理时，填写了相应申请书资料，并知晓账户密码。
因此，余国菁认为：虽然以他人名义办理账户的行为不妥，账户及账户内资金还是应归其本人所有，并由中信证券承担本案诉讼费。
这便是张佑君背负“限高令”的原因。
目前“限高令”已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被撤销。
中信证券也公开回应称，系个人客户与公司营业部就公司落实反洗钱相关工作中产生纠纷，涉及金额13.98万元......中信证券将会依法妥善处理此事，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及张佑君本人正常工作造成不良影响。
看似事件已平息，但由此反映出来的问题隐忧，还是值得中信证券及张佑君深入反思。
效率为何低？
值得注意的是，与余国菁发生类似法律纠纷的企业，不止中信证券一家。
公开资料显示，自年4月份起，余国菁作为原告，陆续与招商银行深圳深纺大厦支行、国泰君安证券深圳华强北路证券营业部、中信银行深圳深南支行、建设银行深圳八卦岭支行因存在储蓄合同纠纷开庭。
纠纷原因，也都与中信证券如出一辙。
为何只有中信证券及董事长张佑君背负了“限高令”呢？
这说明中信证券的处理效率问题，面对突发事件没能及时解决，才导致这场闹剧，以至对企业和当家人均造成声誉损失。
广东世纪华人律师事务所*汉龙律师认为：如果中信证券履行了相关义务，可以申请解除限制消费令。但中信证券因未知原因没有及时与执行法院沟通处理此事，导致被执行限制消费令，这会对公司信誉造成恶劣影响。
此外，董事长被“限高”，作为上市公司的中信证券竟没及时信披，是否合规也值得商榷。
再次翻车？偶然与必然
相比效率问题，更严重的隐忧在于风控。
事情虽已过去多年，但余国菁堂而皇之的用他人身份证开设账户，还是令人匪夷所思。
如何做的审核，内控风控究竟去哪了？
更遗憾的是，18年后，中信证券的风控依旧糟糕。
年3-4月，监管部门向多家券商的分支机构合计下发监管函。
唯一一家拿到两张“罚单”的券商，正是中信证券。
4月10日，北京证监局对中信证券北京紫竹院路营业部下发监管函。函中指出，该营业部存在三项违规行为。
第一，多名客户开户资料重要信息填写缺失、未对高龄客户职业信息填写异常进行核实、同一客户同日填写的两份信息登记材料内容不一致、测评打分加总错误导致评级结果出现偏差等问题。
第二，未按规定向北京局报告营业部负责人孙丽丽任职情况。
第三，无法提供营业场所计算机设备及对应媒介访问控制地址（MAC地址）的登记记录变更及历史登记数据。
北京证监局表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证券经纪业务管理的规定》《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反映出营业部内部控制不完善。
为此，该营业部被责令限期改正：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做好开户审核、人员任免备案、客户适当性管理工作，切实加强异常交易监控，防止营销人员在执业过程中从事违法违规或者超越代理权限、损害客户合法利益的行为。
从违规内容看，这与18年前的余国菁事件类似，均翻车在信息核对漏洞上。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信证券在内控问题上频频犯错。
年11月份，广东证监局通报，广州番禺路万达广场营业部在年7月29日至10月24日期间，由王某宏代为履行营业部负责人职责，但未按规定及时向广东证监局报告，反映出营业部内控不完善，工作人员合规意识淡薄。
年3月23日，上海证监局在对杨慧媚的处罚决定中指出，当事人作为中信证券上海分公司的员工，向客户推荐非中信证券发行或代销的金融产品，且参与了部分产品的销售过程。上述行为违反了《证券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证监会公告[]2号）第十一条第五项、第十三条第九项以及《证券公司代销金融产品管理规定》（证监会公告[]34号）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罚单频现，暴露出证券一哥的管控漏洞。董事长张佑君被“限高”，看似偶然事件，实则隐含必然因素。
换言之，张佑君陷入乌龙事件，中信证券受牵连，不冤。
踩雷：二次尴尬
实际上，这已不是其首次遭受个人争议。
年4月，张佑君等人考察康美药业，并与康美药业时任董事长马兴田进行探讨。
《经济参考报》报道，当时张佑君指出：“看了康美药业的整个产业布局，真是耳目一新。”“康美药业通过参与中药饮片、中药材价格指数、智慧医疗等国家标准制定及中药材种植、专业市场管理、医院投资等全产业链资源，运用现代科技和互联网思维，在引领和带动医药健康产业标准化发展的同时，也把我国的医药健康产业彻底做‘活’了。”
董事长如此站台，中信证券与康美药业的关系自然引发遐想。
事实亦是如此，Choice金融终端数据统计显示，光年三季度报，中信证券旗下就有9只基金入股康美药业，持股数额逾万股。
此外，年5月26日，康美药业发生5笔大宗交易，买卖双方分别为机构席位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部(非营业场所)，本次大宗交易5笔累积成交万股，合计成交金额为3.24亿元，成交价格为20.93元。
年6月20日，康美药业发生1笔大宗交易。第1笔成交价格为23.30元，成交.90万股，成交金额3,.47万元，买方营业部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部(非营业场所)，卖方营业部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路证券营业部。
二者关系之紧密，可见一斑。
然好景不长，年4月30日，康美药业“爆雷”震惊业界，近亿现金离奇消失，堪称A股史上最大造假案。
证监会调查后也对此通报，康美药业披露的至年财报存在重大虚假。一是使用虚假银行单据虚增存款，二是通过伪造业务凭证进行收入造假，三是部分资金转入关联方账户买卖本公司股票。
彼时，张佑君的“耳目一新”论，刚刚过去两年。
所谓“上行下效”，董事长都能对一家“天雷滚滚”的企业点赞，中信证券的频频踩雷亦“师出有名”。
中信证券年报显示，公司同年涉案金额超千万的仲裁事项共26起，其中因股权质押业务产生的纠纷事项共7起，涉金总额13.51亿元。
例如踩雷帅佳投资的股权质押业务，共涉金额6.49亿元；股票质押业务踩雷萍乡英顺，涉金1.29亿元。
除股权质押业务频频踩雷外，债券交易纠纷、融资融券纠纷也不少。
年11月29日，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的裁定书，其中显示：年7月16日，因债券交易纠纷申请人中信证券向上海金融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结被申请人中民投银行存款共计4.95亿元。
融资融券纠纷方面，因鲁林芳融资融券交易违约，中信证券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要求其偿还融资本金.12万元及相应利息、违约金及债权实现费用等。
同时，还曾因腾邦集团及钟百胜融资融券交易违约，中信证券向北仲委提交申请，要求腾邦集团及钟百胜向公司偿还融资本金.98万元。
诸多纠纷，足以说明中信证券不止内控漏洞不少，外部风控也有多维不足。
数据也很能说明问题，投资时报统计显示，从风险控制指标看，中信证券资本杠杆率排名倒数第三，风险覆盖率、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资金率均倒数第一。
结合新证券法正式实施的背景，中信证券风控能力如此薄弱，显示不是好兆头。
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参与者、服务者、看门人，证券公司的风控能力必须要与与业务发展规模相匹配，若过于激进而忽视风控，亦与监管趋势背道而驰。
近期中证协向各券商下发了《证券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也充分体现了上述观点。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湛表示，此次《指引》在从业人员诚信建设方面进行了调整和完善......证券公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