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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张宝明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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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要点：
所谓“新文科”，究其实质不过是一种“回归”加“融合”。既是对当前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学科门类“各自为战”的一种“反拨”，同时也是对时代飞速发展过程中新的知识信息及其学科生长点的添加与整合。
“新文科”不能因为学科融合，而失去自我，走向“自然科学化”“工科化”的歧途，使得其内蕴的人文精神走向萎缩，失去了其关心人类价值与人类精神世界的理想和旨趣。
当我一个人在月色下漫步的时候，也会静静地对我们百年来的新文科反思一下。回眸冯友兰、嵇文甫、赵纪彬、范文澜、董作宾、任访秋等一代名家在河大一路走过的历程，尽管不乏“春华”与“秋实”的底气，但我们更难以忘记其中的“筚路”与“蓝缕”。在这个意义上，新文科建构的再出发就不是另起炉灶那么简单，更不是所谓简单的复兴与振兴一句标语口号式的自我激励所能成就。“承前”才能“启后”，我上面所说的“不折腾”也是这个意思。
文科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守成与传承远比超越或说创新难得多。在某种意义上，守正比创新难。对祖先馈赠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轻拿轻放、谨言慎行。
张宝明
7年10月，美国希拉姆学院对学生培养方案进行全面修订，对29个专业进行重组，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课程之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这一举措堪称“新文科”教育理念的始作俑者。“一波激起千层浪”，“新文科”在中国国内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面对国际教育呈现出的这种景象，究竟如何理解“新文科”，“新文科”如何“破题”，其建设的“重点”在哪？这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
一、文科的“分分合合”
周作人在年应沈兼士之邀，在辅仁大学讲了八次课，当时的讲稿整理后出版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该书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中国文学自古存在两种相对立的潮流，“诗以言志”和“文以载道”，并且两者是此消彼长、不断循环的关系。暂且不论此观点值得商榷之处，但这却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人文学科或者假称新文科的发展情形：“此消彼长、不断循环。”近代我们强调“分科立学”，当前我们又倡导“学科融合”。这看似矛盾，实则不然。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该“分科”时要“分科”，需“融合”时则“融合”，“分”与“合”是相对的，是辩证统一的，但关键是我们不能走向极端，要恰如其分地拿捏好“分”与“合”的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知识、学术在经学思想的笼罩下相当长时期内有着混沌未分的特点。经学包含着政治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等各类学问。它不仅构成正统的意识形态，而且统领着主要的知识与学术领域。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分科立学”思想的传入，中国学者逐渐意识到“学术独立”的重要性，进而质疑传统经学一元体系的知识系统框架。傅斯年将中国学术无法“深微”见著的原因归结为疆界不明：“中国思想界之病根，入于肌髓，牢不可破；混沌之性，偕之以具成，浮泛之论，因之以生衍。”（傅斯年：《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年4月15日）鉴于这一认知，当科学这一分科之学舶来中国后，人文学科的趋之若鹜就有点势不可挡的意味了。
正如看到的那样，近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学术现象——从“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的转变。所谓“四部”，即“经、史、子、集”。其原为图书分类，虽然也具有稀薄的学科分类意味，但毕竟和现代学科分类有较大距离。而“七科”则指“文、理、法、农、工、商、医”等现代学术门类。从年冯桂芬的《采西学艺》提出中国近代最早的学科分类方案到年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对大学所设置的学科门类进行原则性规定，以此在形式上完成了从“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的转变。这也标志着中国从传统的混沌不分的“博通之学”走向近代分科治学的“专门之学”。在看似简单的由“四”到“七”的数字变化中，其背后饱蘸的是一把辛酸泪。要知道，中国古代学术的分科观念与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学科理念有着天壤之别。所谓“博通”，其分类的标准乃是以“人”这样一个主体以及地域这样一个方位概念来裁度一切的；所谓“专门”，则是以客观研究对象作为标准来裁定一切的。这里的“博通”也就是“通人”。进一步说，在近代学术转型的过程中，移植与转化同时进行着。以“七科”为基本依据，“文”之外的“六科”基本属于移植范畴，而“文”之一科，则是就地打滚，做着不得不的让步——文、史、哲的独立门户。
与此同时，伴随着“分科立学”，“五四”学人还曾提倡引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人文学科。诚如朱希祖所言：“我们现在讲学问，把古今书籍平等看待，也不以古非今，也不尊今薄古：用治生物学、社会学的方法来治学问。换一句话讲，就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治学问。”（朱希祖：《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见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年）傅斯年将历史学简化为“剪刀加浆糊”的史料学。他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份，年10月）。傅斯年甚至上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历数哲学属于文科“衡以为空虚之府”之弊，请求将哲学放入理科，“今学生所以主张哲学门应归入理科者，不仅按名求实，以为哲学不应被以文科之名也，实缘哲学入之文科，众多误会，因之以生；若改入理科，则大众对之，观念顿异，然后谋哲学与理科诸门课程上之联络。”（傅斯年：《致蔡元培：论哲学门隶属于文科之流弊》，载《北京大学日刊》，年10月8日）
可见，“新文科”所倡导之学科融合，早在“分科立学”之初，就已有此思想之滥觞。这里，新文科面对着两个方面过去一直没有处理好的分合“老”问题：一是“分科”的同时如何会通的问题；二是与自然科学的“融合”在多大程度上算是科学的“分科”。必须看到，在学科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中，新旧只是相对而言，是时代某种程度再现。所谓“新文科”，究其实质不过是一种“回归”加“融合”。既是对当前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学科门类“各自为战”的一种“反拨”，同时也是对时代飞速发展过程中新的知识信息及其学科生长点的添加与整合。但这种“回归”和“反拨”绝不是重蹈覆辙，更不是故伎重演，“新文科”的提出，旨在通过引进新技术，促进学科融合，推动文科的改革创新，从而使得文科紧跟时代社会发展的步伐和需要，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新文科”的融合一定要拿捏好“度”。如果过度融合，就又回到了中国传统的“混沌之学”，也就违背了“新文科”的旨趣；如果“就地打滚”则又将陷入重蹈覆辙的窠臼。
事实上，在“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通才诉求到隔行如隔山的专家标准之间，这个张力从来没有中断过。近来的一些“复兴”尤其是“全面复兴”虽然不可与当年的“文艺复兴”同日而语，但面对沧桑与世事，新旧之间的缠绕从来就不曾中断过。要知道，近代以来的大儒们诸如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刘师培、陈寅恪等等，在经学、史学、文字学、词学、佛学与西方人文学流派中的左右逢源一再佐证了他们“一通百通”的大师姿态。那一代学人既没有被近代化过程中的专业化教育所埋没，也没有被所谓的“分科”雨打风吹去。尽管已经是“昔日黄花”，但在今天重提文科学科和专业建设的我们眼中谁又不刮目相看？及此，笔者不禁想起当今“专业学位”（professionaldegree），与“学术型学位”(academicdegree)的分立来，在这看似定位明确的“操作”上，随之而来的困惑也一直萦绕着我们。毕竟，创新（Innovation）、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与学科交叉（Interdisciplinarity）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导向和课程方案还在频频招手。不然，所谓的在学科交叉点中寻找新的生长点和前沿性终将成为“画饼”。
关于人文学科新不新、旧不旧的笔墨官司古今中外都不乏诉讼。这里以学衡派同人对新青年派的诘问为例足见一斑：“何者为新？何者为旧？此至难判定者也。”所谓“新”，无非是“层层改变递嬗而为新，未有无因而至者。故若不知旧物，则决不能言新。”（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年4月第4期）进一步说，就情感的圣洁度而言，在《诗经》与《尝试集》之间我们能强分出高下卑贱吗？也许，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代宗师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的感想颇能说明问题：“在这新的机关之中，参合着旧的精神。”（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页，年）不言而喻，在“新桃”与“旧符”之间，岂能是一个“总把”了之？旧人文中孕育着新文科的未来，新人文中携带着旧人文的基因。以此类推，新旧文科之间，其谁曰不然？
二、新文科如何“破题”
不容否认，“分科立学”推动了科学研究的深入，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效率，大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同时也造成了不同学科之间相互隔离、互不往来的局面，文科则更甚之。文科专业划分明显，学科建设目标清晰，注重专业素养的培养，注重研究领域的细化。这些情况已经愈演愈烈、甚至登峰造极。这使得文科越来越“高大上”，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于是乎，往往被“束之高阁”。
与其相对，“新文科”反其道而行之，强调的是学科的交叉和融合，注重的是学科的借鉴和互补。然而，想要打破学科壁垒，实现学科融合，并非易事。首先，我们要重新审视“文科”。“文科”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国成为一个需要重新思考的论题，是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根本不将其看作问题。然而，当前无论是学科的自我追求还是学科的评价机制，都已将文科推到“两头不靠岸”的尴尬境地———既无法达到自然学科的严谨精密，又难以做到应用学科的实际效用。这就需要我们在“学科自信”的基础上，从“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的高度，去领悟和实践文科的真谛，勇于肯定和坚持文科的学科致思方式，以及它在特定空间范围内探讨人类本质和价值信仰的特质，处理好文科价值性和工具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既要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又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