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文化金融学的若干规定性 [复制链接]

二十世纪经济学方法论上的这个缺憾，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渊源的。追溯这个渊源同样要追溯到亚当·斯密。不过那是现代人对亚当·斯密的误读。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定，本质上是对他同时代人特征的假定，而不是对人性的一般假定。

这个假定与其说来自于所谓”永恒理性”，不如说更多地来自于斯密对同时代人的经验观察。如果有一个类似于斯密的经济学家观察我们这个投机盛行的时代，而把人定义为”投机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所定义的不是人的一般本质，而只是我们这个时代人的一个显著特征而已。

恩格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做了正面阐述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十八世纪的产儿，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经济人”的假定就带着斯密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优点是指人回归了人本身，把外在的神权约枣给摆脱了;缺点是摆脱了神权的人同时也摆脱了神权曾赋予的伦理，于是人带上了伦理缺位的单纯利己的特征。

但是我们应当谨记,斯密虽然用”经济人”定义同代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人应该永远如此，也并不意味着他心目中理想的人就是如此，而且斯密也从没说过或暗示过:”经济人”来自于人类的永恒理性。斯密在伦理意义上是否定”经济人”的，”经济人”不是人类进步的目标，而恰恰是一个应该被改进的对象。正因为如此，当有人当面称亚当·斯密为政治经济学家时，他立即更正，说自己是伦理学家。规范人类行为使之达到伦理追求的目的，始终是斯密的一个根本的学术寄望，所以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担任教职时，一直把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涵容在道德哲学之内。

在他的心目中，价值分析永远大于事实分析。但是，斯密的”经济人”传入现代经济学，人们却剥掉了他身上的时代特征，而赋予他永恒的性质;斯密对同时代人所做的合理抽象，却变成了对从古及今、以至未来的人类的一般抽象。而这样的一般抽象就完全脱离了人性的真实。人从本质上说，他是作为伦理主体而存在的，文化的优秀方面的积累，只会不断加强人作为伦理主体的特征，而不会把人更向生物性退化。

所以”经济人”(纯粹利己的生物之人)的假定，用来定义人类在时代中的一个特征则可，但如果以此定义人的本质,则不可;而如果更进一步认为这种所谓的人的本质还是从人的永恒理性来的，那就大谬不然了。

金融学的方法论是从当时的经济学方法论拷贝而来的，所以它带着当时经济学方法论的一切优点和缺点。不仅如此，由于对金融的分析比对人类其他经济行为的分析具有更高的复杂性，所以对金融分析更容易产生技术崇拜，更容易密闭于技术分析之内;因此价值分析便更缺乏一些。

文化金融学的研究，当然不能现成地采取这样的方法,而必须另辟蹊径。笔者也曾见过某些当代欧美学者的文章，他们意识到了道德因素在对人类金融行为分析中的重要性，但是走不出金融学的习惯方法，所以把道德分析也削足适履地纳入技术分析之列。具体做法是把道德风险测定为一个数值，然后把这个经过量化的道德因素置于技术分析的框架。笔者认为这种分析方法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因为金融中的道德因素遵从着完全不同的规律，如果确实存在道德风险，这根本不是量化管理能够控制的，因为就在学者苦心孤诣地为道德风险寻找一个数值时，道德风险可能以”一票否决”方式让整个金融行为归为失败,任何精巧的技术分析都归为败灭。在人类金融行为中，道德因素的运行遵从它自己的规律，它不可以由人削足适履地纳入技术分析的框架。这是笔者关于文化金融学方法论的基本警戒。

笔者在比较了早期的现实主义（威廉·配第、布阿及尔贝尔等)、中期的抽象分析（从魁奈、亚当·斯密到马克思）以及晚近的实证分析（从瓦尔拉斯至今〉以后，认为这几种方法都有各自的优长之处，而文化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应以古典学派即中期的分析方法为主骨，而博采另外两种方法之长。这种混合而成却又有机地生长为统一体的方法论，其要旨是这样的:为了免受现实中繁茂芜杂的事实存在的干扰，依靠抽象思维能力把复杂的现实形态还原为最初的简单形态进行分析，这个简单形态既是逻辑的起点又是历史的起点，从这种简单形态出发又一步步回到现实形态，并对现实做出结论。

第一个自觉地探索这种方法的人，是亚当·斯密，并且他把这种方法运用到了后来很久也没有人能够达到的高度，直到西斯蒙第出来。斯密从人的本性中引出表现为人性外化形式的经济制度，他在《国富论》中运用这种方法的第一个案例就是:斯密说人在天性中就有偏爱交换的倾向，于是在社会的现实中便有了规范人类自愿.有序地进行财货周流的市场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密认为，近代社会的最大特征即是，社会制度中的大部分建基于交换上。

没有交换，或者说没有市场制度，也就没有大部分的社会制度，也就没有近代社会。西斯蒙第指责李嘉图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弄得过分抽象，他自己遵循的是从简单现实到复杂现实的分析路径。比如西斯蒙第在一个简单模型中认定:”绝对的消费决定着相等的或扩大的再生产。”这个简单模型，既适合一个家庭，也适合加入了复杂条件的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的模型:”在生产、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相互比例中，如果发生不协调现象同样会有害于国家，有时会使生产的收入比平时减少，有时会使一部分资本变成消费基金，或者相反，这种消费减少，也就不再要求新的生产。

只要这种均衡受到破坏，国家就会遭难。站在现代人的经济学思维定式上，消费决定生产，这个道理原来早在二百年前已由西斯蒙第由简单模型和比较复杂的国家经济模型阐明过了。马克思原则上赞同这种方法，但马克思又批评这种方法中的非辩证法因素和缺乏历史意识（即脱离历史条件地强调永恒性)。马克思自己也常用”鲁滨逊孤岛”来分析最简单的经济形式;”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因而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如做工具，制家具，养羊驼，捕鱼，打猎等等。”

但马克思并不由此而引向对”永恒”需要的更加复杂化形式的描述中去，而是”让我们离开鲁滨逊的明朗的孤岛，转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去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与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但是正因为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劳动和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

回到”中世纪”，在一般意义上说就是简单模型的分析要”回到历史”;而一旦回到历史，就会发现鲁滨逊式的自由需要与自由生产，在历史的转换中已经发生了改变，成为非自由的生产与需要，即成为由社会基本形态和关系规定了的奴隶式的被动的生产与需要。这就完成了一个否定，这就是辩证法。历史意识与辩证法，这正是马克思用以改造抽象分析方法的两个主要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