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共和国震撼镜头：看得见的历史》中国工人出版社年1月。股市风雨沉浮，就看选股宝APP股市大事记。
上海外滩北侧黄浦路15号，浦江饭店，一幢已有年历史的欧式建筑。它曾经是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最豪华、名气最大的酒店。中国的第一只电灯、第一部电话都出现在这里。饭店一层的孔雀厅，几乎就是摩登、华丽的代名词。
年12月19日，在浦江饭店孔雀厅又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第一”。这天上午11时，“当———”一声锣响在孔雀厅内响起，宣告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正式开市营业，也标志着新中国证券市场的正式诞生。
纽交所主席的上海之行
年11月23日，一长列小轿车车队在警车开道下，声势浩大地来到了上海南京西路号门前。搞出这么大“阵势”的人的确大有来头——来者是当时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菲尔霖一行。
相比之下，他们的目的地，或者说他们理解中的“中国证券交易所”就寒酸多了。
靠近静安寺的上海南京西路号原是一家理发店，后被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公司盘下，成了静安证券业务部。彼时，说它是个证券交易柜台或许更合适——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还不如很多人家的一间客厅大。一个柜台就是其全部交易场所了，柜台旁的黑板上，写着仅有的两只股票的交易价格。
时任静安证券业务部经理的黄贵显回忆，随同参观的人员众多，屋子里挤了个满满当当，身材高大的菲尔霖几乎转不开身。
副经理胡瑞荃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们这里刚创办，实在太小了!”
听完英语翻译，菲尔霖却笑着说：“这里比我们初创时要好多了,毕竟有一间房子,纽约交易所最早是在一棵梧桐树下进行交易的。”
说完，菲尔霖还热情地邀请黄贵显合影留念。这张被称为“当代最大证券交易所主席和最小证券交易所经理”的合影,现在还挂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展览大厅里。
参观这个“世界上最小的证券交易所”本不在菲尔霖访华的行程之列。一周前，邓小平的接见和赠送的特殊礼物，引发了菲尔霖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强烈好奇。
一位是开启了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大幕的总设计师，一位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大证券交易所的主席，邓小平接见菲尔霖成了当年一件颇为轰动的标志性事件。外电用这样的题目报道了此事——“中国与股市握手”。
那次会见，握手之后，邓小平用他特有的幽默消除了客人的疑虑和拘谨。“我对菲尔霖先生今天来访表示特别的欢迎。因为很多人都说美国人都有钱,很多美国人都有股票,而这些股票主要在美国的市场上交易,你又担任股票市场的董事长,所以我特别的欢迎。”
认真听取了菲尔霖介绍的美国股票市场的情况后，邓小平说：“我们中国和美国不一样,你们现在非常富有,我们现在还在发展阶段。我们现在要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搞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说都是公有制,我们也可以有市场经济的成分、民营经济的成分。我们应该虚心地向你们学习,在股票、证券方面你们都是专家,你们比我们懂得多,我们中国也要搞自己的股票市场。”
美国客人向邓小平赠送了一件礼品：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所徽，凭这枚所徽可以自由出入纽约证交所。当时在座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代表邓小平回赠客人的礼物,是一张绿色的“飞乐音响”股票。
中国发行的股票引起了菲尔霖的兴趣，他更想看一看中国的证券交易机构。菲尔霖并没有直接要求，因为他不知道中国是不是能有一个被称为证券交易所的地方。不过，他有一个不会被拒绝而又合情合理的要求：他要把邓小平赠送的股票过户成自己的名字。
自然而然地，菲尔霖被带到了静安证券业务部——这是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机构，飞乐音响股票就是在这里进行交易的。
后来，黄贵显听说，菲尔霖为这张面值50元的股票过户是“花了大价钱”的。原来，在上海期间，美国的随行人员提出要警车开道,上海方面有些为难,因为按规定只有国家首脑才能用警车。后来上海警方提出让菲尔霖私人花美元租借警车。
菲尔霖同意了，他是真的花了美元为自己的这张股票过了户。
20多年过去了，飞乐音响这一“原始股”，通过多年的送配，已经变成了多股，市值最高时超过10万元，远远超过菲尔霖当年为它“花费”的租车费了。
当然，菲尔霖给这只股票过户看中的是其象征意义而绝非经济意义，不会用它套现。这张飞乐音响股票现在也还摆在纽约证交所的展览大厅里。
不过，即便是推动飞乐音响发行股票的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秦其斌，也没有想到当年50元一股的股票，竟能在十几年后翻了几百倍，更不会想到，自己懵懂中把飞乐音响股票推向社会公众，竟然成了掀动中国资本市场波澜的蝴蝶翅膀。
中国第一股
仅从字面概念上，说飞乐音响是中国第一只股票肯定会有争议。笔者查阅的资料中，有4只股票在不同场合和时期都曾被冠以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只”的名号。它们分别是：年，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公司成立发行的股票；年，深圳宝安联合投资公司发行的“股金证”；年9月，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股票；以及年11月，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
但是从股票的定义和特征来看，前三只股票并不规范。比如天桥百货第一次发行的股票只面向内部职工，“定期三年”“保本保息外加分红”。与其说是股票，不如说是企业内部集资的债券更为恰当。
按照秦其斌最初的设想，飞乐音响其实也是这样一种企业内部集资的凭证。年，秦其斌被任命为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瞄准了一个商机。那一年，改革开放激发的经济活力已初步显露成果，原定年完成的“七五”计划，各项经济指标全部提前一年超额完成，国民经济一派欣欣向荣。随着生活水平慢慢提高，人们对娱乐活动的需求也逐步上升。一向开全国风气先河的上海街头，开始流行音乐茶座，生意火爆，对音响设备需求量很大。
飞乐电声总厂主要给电视机厂生产喇叭，当然也可以做成音响。秦其斌就谋划成立一个新厂——飞乐音响。设想汇报上去，主管部门也很支持，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资金一个萝卜一个坑，早就安排好了。我们这个厂不在计划之列，就让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资金”。
上海飞乐音响公司股票
秦其斌最初是想在职工中集资办厂，这种办法在当时的企业中非常盛行。但是，在参加了一次所在地区的工商联会议后，秦其斌改变了想法。
那次会上，有不少新中国成立前经营过实业的老工商业者受邀出席。从他们的口中，秦其斌第一次了解到“股票”一词。按他的理解，发行股票可以筹到钱，企业盈利了，再按股份分红。
靠着偶然中得到的这点股票知识，他向上级请示发行股票。请示报告中还有对股份制的一个时髦说法，“将职工的命运和企业捆绑在一起”，这个想法得到了上级的支持。
电声总厂要发行股票的消息传到了上海《新民晚报》记者潘新华的耳朵里，他马上采访了秦其斌。“秦厂长，听说你们要发行股票集资，有没有这回事？”秦其斌答：“有。”潘新华紧跟着问：“那你们打算向社会发行吗？”“是啊，向社会发行。”秦其斌随口回答。
其实，秦其斌和潘新华各自理解的“向社会发行”并不是一个概念。秦其斌的计划是和那时候多数的股份制企业一样，把股票销售给企业职工、兄弟企业和银行这样的社会法人，现在叫“定向发行”。
而潘新华认为的是“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个人”前原该有个定语“本企业职工”，秦其斌没说，潘新华不知，也就没写进稿子。结果见报时，“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这句话被经验老到的编辑一眼瞄中，放到了副题。
这个无心的理解偏差，却造就了中国第一只面向社会发行的股票。稿件见报后，报社和电声总厂的电话被打爆了，都是询问如何认购飞乐音响股票的。
秦其斌被逼得没有退路，只能临时决定拿出10%的股份向社会发行。正是这10%，让飞乐音响区别于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被冠名为股票的集资凭证，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股票。
后来，秦其斌坦言：“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股票是关系到产权证明的东西。认识到这个层面的话，估计我就没胆子搞下去了。”
“你们是什么所有制？”
年11月14日，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众及职工发行股票。总股本1万股，每股面值50元，共筹集50万元股金。
承担飞乐音响发行的是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部。这天一早，静安营业部的两名工作人员背着银行的钱箱来到飞乐电声总厂的门卫室里，收钱，发股票。新中国第一只面向社会公众发行的股票，就这样像卖电影票一样发行了。
可这第一只股票在拿“准生证”时就遇到了尴尬。秦其斌拿着材料去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工作人员问他：“你们是什么所有制的？”
“我们是股份制。”秦其斌答道。那时候“股份制”一词还处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之中。秦其斌的回答多少带一些勇于尝试新事物的骄傲。孰料工作人员却不买账，“股份制？所有制中就没有股份制这么一说”！
的确，当时工商部门登记的表格上只有三种选择：国营、集体和私营。秦其斌想，我们肯定不是国营的，也不是私营的，那就登记“集体”的吧。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种种境遇，秦其斌用“无知者无畏”来形容他参与这件破天荒的“中国第一股”的心态，用“水到渠成”来说明股份制改革是历史的必然，大势所趋。“每到关键时刻，总有无形的手在推进，你推一下，他推一下，就这么成了。”
年11月18日，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创立大会，当时上海市委的两位主管领导吴邦国和黄菊到会祝贺。
秦其斌说，当时与会的人都非常想听听领导能够对股票或股份制说点什么，但领导的讲话只是鼓励飞乐音响要好好经营，对股票只字未提。对此，秦其斌还忐忑了一段时间。
实际上，对股票的前景，领导们看得比秦其斌要高远得多。早在飞乐音响成立之前，即年8月，上海出台了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关证券市场的管理法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按此“规矩”，新中国证券市场从此迈出了它走向波澜壮阔的第一步。
飞乐音响成立后不久，吴邦国来到公司调研，听过企业经营状况、股份制进展情况的汇报，吴邦国说：“你们搞得很好，能不能考虑扩大？”当时在场的人并没有直接回答这句问话，含糊着又汇报了别的问题。吴邦国走后，秦其斌越琢磨越觉得自己拿不准“考虑扩大”这个词。究竟是扩大生产规模，还是扩大股份制范围？领导走了，又不好再问，厂里的领导班子连续讨论了三个晚上，最后悟出来，应该是要他们扩大股份制的范围。
秦其斌给上海市委秘书长打了个电话，试探着问了一下：“我们电声总厂也想搞股份制。”
“你们的想法很好，能不能搞个报告出来？”电话那头传来了肯定的声音。
飞乐电声总厂的股份制改造就这样开始了。这就是此后的飞乐股份。为了区分此前的飞乐音响，人们一般通俗地称之为“大飞乐”，飞乐音响也因此得名“小飞乐”。
“小飞乐”不仅引出了一个“大飞乐”。
年以后，由于北京天桥百货和上海飞乐音响的示范作用，在全国掀起了一股“股份制试点热”。那时候最流行的说法是“摸着石头过河”。
尽管争论不断，股份制改革却仍在蹒跚前行，并越走越像样子。到年年底，我国已有股份制企业余家，股票集资额达60多亿元。这一年的1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放开了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试点。
虽然当时的这些股份制企业有九成以上的股票还是债券化的，但是它们的出现已经促使中国企业进入了多种所有制结构的时代。
让股票流动起来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部在承担了飞乐音响发行之后，第二年1月14日，又承担了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发行的10万股，每股面值50元。
两家股票发行之后，问题来了：股东们想转卖自己手中的股票，社会上还有人想买股票，可这个交易却无法完成。
那时的中国人，只是从茅盾的小说《子夜》中依稀对股票交易所有一点印象。股票几乎就和资本家、贪婪、投机这些明显带有反面意味的词汇联系在一起。
在上海，更被人们熟知的，是共产党人解放上海之后打的“银元之战”，对手就是上海证券大楼里的旧社会投机商。军队出面一举端掉了上海证券大楼，将其中的投机分子一举逮捕。自此以后，虽然出于融资的需要，天津和北京也办过证券市场，但到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天津和北京的证券交易所被关闭，证券交易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了。
上海公布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中规定:“凡股票持有者要转让股票，需通过代理发行公司代为寻找客户。”可是另一方面，对代理发行公司却一直没有买卖股票的明确许可。
找到静安营业部要求股票交易的人越来越多，但黄贵显却无能为力。有一位老股东愤愤然的一句话给黄贵显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女总要出嫁，有儿总要结婚。这样不婚不嫁，难道只好等到老死去买棺材？”
黄贵显见识过茅盾笔下的旧上海证券市场。年，时年18岁的黄贵显进入“十里洋场”一家外资银行当学徒，后来还当上了上柜组负责人。而当时为了做好“小飞乐”和延中实业的发行，黄贵显还请了几位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老经纪人当顾问，这可都是当年在上海金融圈里翻云覆雨的人物。
抛开那些对股票市场投机性的道德批判，黄贵显明白，股票发行是一回事，股票交易又是另一回事。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真正堪称股市的，其实是二级市场，也就是股票交易市场。那才是股票的生命力所在。
黄贵显向人民银行写报告申请开放股票交易，报告写了一次又一次，却石沉大海。直到年，中国股市的诞生才迎来了转机。那一年，上海被指定为股份制试点城市。
8月中旬的一天，上海体改办的人找到静安营业部副经理胡瑞荃，告诉他第二天有个反映开放股票买卖要求的好机会，因为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要听取关于股份制工作的汇报。
胡瑞荃回忆，出席会议的是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还有即将搞股份制的企业负责人。不知道是不是有意安排，他恰好坐在江泽民的对面。
胡瑞荃汇报了静安分公司对股票流通和建立股票二级市场必要性的看法，并把事前带来的报告交了上去。那篇汇报的题目有别于公文，而是有些煽情，叫《股票的生命在于流动》。
几天以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就将静安申请开放股票市场的报告批复下来。据时任静安营业部经理的黄贵显回忆，当时江泽民在会上说了这样一句令人难忘的话：“为什么改革的人会遇到那么多麻烦？为什么就不能对他们宽松一些？”
年9月26日，由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部变身而来的静安证券业务部开业了。
选择这一天，黄贵显、胡瑞荃可谓用心良苦。静安证券业务部的五个人，谁都没有操作过股票交易，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选在9月26日开业，因为9月28日是星期日，可以加班解决之前两天产生的问题。9月29日、30日再营业两天后又是国庆节，又可以加班解决问题。
从早上7时起，许多市民就在南京西路号门口排队。9时开盘，盘上只有飞乐和延中两只股票。到下午4时半收盘时，飞乐音响以55元6角的价格成交股，延中实业以54元的价格成交股。成交金额元。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股票交易就这么开始了。小小的柜台交易被评为“年全国十大经济新闻”之一。
这个小小的柜台引起了世界范围的
